十字寺，是目前中国发现的唯一比较完整的景教寺院遗址，殿宇已毁坏，其遗物尚有寺庙地基，五间，坐北朝南；一棵古银杏树枝繁叶茂，树围5.24米，树高约30米，一棵柏树依附于树下，古银杏树左侧10米远处另有一棵3米多高的小银杏树，挺拔茂盛，似有竞生之态势。

      寺院内有汉白玉石碑两通，一为辽碑，碑正面上方横书：“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刻于辽应历十年（960），碑高204厘米，宽91厘米，厚20厘米；另一为元碑，碑额顶端圆球内刻有十字，左右各有一条石雕云龙，正中刻有“敕赐十字寺碑记”，刻于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碑高307厘米，宽92厘米，厚20厘米，碑附近还有汉白玉雕刻的龟趺石两个，石柱础4个，柱础边长78厘米，高20厘米，柱础上刻有葵花图案，花盘平整，直径54厘米，花盘周围刻有花瓣16个，花瓣上刻有团状云纹；另有直径48厘米的圆柱础一个。由于北京房山十字寺及其碑刻遗物在中国大陆是独一无二的，其宗教文化价值人文价值无与伦比，所以这处原是房山区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05月25日，十字寺遗址作为元代古遗址，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2]

     作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基督教（在中国名景教）聂斯托利派阿罗本主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唐太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隋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49）唐高宗时下诏：“于各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发展为“法流十通”，“寺满百城”的兴盛时期（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传习而来，久行中国，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东西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置者宜准此。”（《唐会要》卷49）唐代北京为幽州，推理应设大秦寺。另据曹新华先生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一文记述：“唐幽州（辖今房山）的崇圣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景教徒们来到了崇圣院，不知道是院里的佛教徒皈依了景教还是寺中已无佛教徒缘故，景教徒们占用了这所寺院。他们在院中竖立起一座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的幢，以示与佛教寺院的区别，于是远离京城长安的幽州也出现了景教教堂。”这些记述与遗址内现存的辽代石碑碑文“古迹犹存石幢一座”；元代石碑碑文“古幢十字重重发光”相吻合。所以说，现房山十字寺遗址，可上溯到唐代，是唐代幽州景教教堂的代表。

      作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基督教（在中国名景教）聂斯托利派阿罗本主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唐太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隋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49）唐高宗时下诏：“于各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发展为“法流十通”，“寺满百城”的兴盛时期（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传习而来，久行中国，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东西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置者宜准此。”（《唐会要》卷49）唐代北京为幽州，推理应设大秦寺。另据曹新华先生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一文记述：“唐幽州（辖今房山）的崇圣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景教徒们来到了崇圣院，不知道是院里的佛教徒皈依了景教还是寺中已无佛教徒缘故，景教徒们占用了这所寺院。他们在院中竖立起一座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的幢，以示与佛教寺院的区别，于是远离京城长安的幽州也出现了景教教堂。”这些记述与遗址内现存的辽代石碑碑文“古迹犹存石幢一座”；元代石碑碑文“古幢十字重重发光”相吻合。所以说，现房山十字寺遗址，可上溯到唐代，是唐代幽州景教教堂的代表。

     作为东西方宗教文化交流，基督教传入中国始于唐代。基督教（在中国名景教）聂斯托利派阿罗本主教，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到达长安（西安）。贞观十二年（638年）七月，唐太宗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隋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唐会要》卷49）唐高宗时下诏：“于各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发展为“法流十通”，“寺满百城”的兴盛时期（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谓），传习而来，久行中国，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东西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州郡置者宜准此。”（《唐会要》卷49）唐代北京为幽州，推理应设大秦寺。另据曹新华先生的《房山十字寺的变迁》一文记述：“唐幽州（辖今房山）的崇圣院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景教徒们来到了崇圣院，不知道是院里的佛教徒皈依了景教还是寺中已无佛教徒缘故，景教徒们占用了这所寺院。他们在院中竖立起一座刻有基督教标志‘十字’的幢，以示与佛教寺院的区别，于是远离京城长安的幽州也出现了景教教堂。”这些记述与遗址内现存的辽代石碑碑文“古迹犹存石幢一座”；元代石碑碑文“古幢十字重重发光”相吻合。所以说，现房山十字寺遗址，可上溯到唐代，是唐代幽州景教教堂的代表。

      景教于唐太宗年代兴起，武周受挫，唐玄宗鼎盛，至唐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灭佛”下诏曰：“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送还本国收管。”至此，在武宗“灭佛”的同时，景教在中国遭到重大打击。然而，武宗846年驾崩，847年唐宣宗继位，收回先帝成命，重建寺院，景教僧徒也必乘机恢复。所以，当唐僖宗乾符五年（公元878年）黄巢率民起义，为唐死守广州城而战死的人们中间，有十万阿拉伯、犹太、波斯人，其中景教徒多矣。景教第一次完全毁灭，是约在公元十世纪时候，即当五代与北宋时期，中国史籍已不在道及大秦寺及大秦僧了。

      景教虽在五代及宋时绝迹于中国，而在中亚西亚一带则仍在生存发展。所以，在十二至十三世纪，随着蒙古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建立蒙古国时，在克烈、乃蛮、汪古及回鹘（维吾尔）各部中，有很多都是景教徒。其定宗贵由及元世祖忽必烈的母亲均是景教徒。金贞祐三年（1215年），蒙古军攻下金中都（今北京），景教传入北京。继而入主中华后，中亚西亚景教徒随之而来，所以，十字寺在元朝时候是最为鼎盛时期。据元史记载，当时的汗八里（今北京）已是景教的一个大教区，并驻有大主教。

     《一五五○年前的中国基督史》记：“十字寺环境幽雅，地处三盆山麓，在房山县西北六七英里，在北京西南西约四十英里。靠近庙有一条小河，门上横书——古刹十字禅林。”1919年7月哈丁先生在《新中国评论》（321页）上第一次报导了这个寺及其基督教寺名。另据《中国基督教年鉴》（12期186页）记：“1931年9月6日，日本人在华北房山县城十八里之山上，发现景教古碑。”当局为了保护文物，同年12月将其中的两块十字石雕运往北京博物院收藏。1936年“文物南迁”时，又运往南京博物院。1997年，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房山区文物保护协会，为全面考证十字传世遗物，派人到南京博物院造访，发现南京博物院展厅中展示着“房山县元代景教十字石雕”一块。石雕共两块，另一块在库房中存放。经查阅《南京博物院珍藏》一书，第78页记载着这两块十字石雕。石雕为汉白玉大理石雕刻，高68.5厘米，宽58.5厘米，厚58厘米，石雕花纹精美，十字清晰。其中一块石雕正面上方为十字，下侧刻有叙利亚文，据专家认定为：“仰望他，寄希望于他”的意思。石雕右侧一面刻一束菊花，左侧一面刻一束冬青草。另一块石雕正面有十字，无叙利亚文，有两颗桃形的心相对望。两块石雕上端均呈凹字。经分析，认定为原北京房山景教十字寺坐北朝南十字寺正殿东南和西北角的两块抱柱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