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祖庭与中国实践

明生法师 2021-07-09 10:39

         汉传佛教祖庭与中国实践

       绪言

      中国佛教自西汉末年(约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迄今已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佛教在中国从一个输入国,经过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碰撞和融合,变为输出国。这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奇迹,被学者称为是“中国文化与印欧文明完美结合的展现。”回顾中国佛教史,一定意义上即是佛教中国化不断完善的过程。进一步而言,也是汉传佛教祖庭兴起确立史。在众多宗派相继出现,祖庭成立过程中。禅宗和禅宗祖庭,无论在理论诠释的创新,还是实践方法的改革,都深深受着中国文化的巨大影响。如从“不立文字,顿悟成佛”,到五家七宗兴起之后的“祖师禅”,乃至“看话禅”“默照禅”“文字禅”等等,历经千余年。六祖之下,各宗各派更是祖庭林立,法脉开枝散叶。直到今天,禅宗仍旧发挥着独特的魅力。主要体现在理论诠释的简易化,修行实践的现世化,法脉传承的谱系化等等,这些为今天总结和弘扬汉传佛教祖庭文化,提供了具有历史和现世的双重借鉴意义。本文以禅宗的创立和传承为脉络,就禅宗祖庭成立的历史和经验展开,以期窥见汉传佛教祖庭文化之一斑。

      一、印度到中国的嬗变

      宗派佛教的产生,是中国佛教确立的重要标志。所谓宗派佛教,即对印度佛教思想的精准把握,运用适合本土的理解和传播方式,构建一套符合那个地域、时代的理论和修行方法。见诸史实,往往不是一代人努力的结果,而是几代人,越数百年共同缔造的结果。延续数百年的理论构建,即是对自身的不断打磨,也是佛教适应中国文化的有力见证。笔者认为在理论创新中,主要体现在创新诠释,直指人心和现世观照三个方面。

      1、创新诠释

      印度佛教理论中,以对“体用”的应用和解释为主。较为代表的是:真谛和俗谛的关系。如《中观论》“不依于俗谛,不得第一义。”这里的世俗与第一义,互为体用表里。然而,中国哲学的诠释特点,则是三分法,即:体相用。古代中国佛教学者,一改印度佛学的习惯。在论证时,将“体相用”运用其中。如三论宗吉藏大师在《大乘玄论》,隋净影寺慧远大师之《大乘义章》,华严宗法藏大师之《探玄记》等,纷纷采用“体相用”的范式。慧能(较上述三位的时代,二前一后。)在《坛经》中亦采用“体相用”来阐发所持观点。如经文:

      善知识!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

      禅宗运用“体相用”的诠释方式,有效地勾勒出禅宗基础理论构架。在具体解释中,更加看出其源于生活的朴素观。进一步解释说:

      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酬害,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于诸法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此是以无住为本。善知识!外离一切相,名为无相。能离于相,即法体清净。此是以无相为体。善知识!于诸境上,心不染,曰无念。……

      自迷不见,又谤佛经,所以立无念为宗。善知识!云何立无念为宗?只缘口说见性,迷人于境上有念,念上便起邪见,一切尘劳妄想从此而生。自性本无一法可得,若有所得,妄说祸福,即是尘劳邪见,故此法门立无念为宗。

      慧能此处用“体相用”解释“三无”之间的交络关系,更加指出这“三无”即是于日用之中即能体会。他提出的“三无”为后世禅宗理论的圭臬之谈。如永明延寿《宗镜录》卷九十九,明教契嵩《鐔津文集》卷三等,对“三无”的运用更是褒重无已。考察“三无”的建立,实际即是对中国哲学“体相用”的应用。

      在理论诠释创新中,慧能提出坐禅需要有前方便。而前方便的内容虽然很常见,但所做的解释却很独到。即传“五分法身香”“无相忏悔”“发四弘誓愿”“皈依自性三宝”一套不同于以往佛教义学观点,极具禅宗所推崇“自心自悟,自修自证”之特色。在具体解释时侧重强调“自性”(或“自心”)作为前提,将忏悔罪业,发愿所缘,皈依对象等等,一一消归自身,不向外求。如:

      即自心中无非无恶、无嫉妬、无贪瞋、无劫害,名戒香。自心不乱,名定香。自心无碍,常以智慧观照自性,不造诸恶;虽修众善,心不执着,敬上念下,矜恤孤贫,名慧香……

      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从前所有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憍诳染。从前所有恶业憍诳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从前念今念及后念,念念不被嫉妬染。从前所有恶业嫉妬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销灭,永不复起。…已上是为无相忏悔。

      自心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无上佛道誓愿成…心中众生,所谓邪迷心、诳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恶毒心,如是等心,尽是众生。各须自性自度,是名真度。

      从今日去,称觉为师,更不归依邪魔外道,以自性三宝常自证明,劝善知识归依自性三宝。…自心归依觉,邪迷不生,少欲知足,能离财色,名两足尊。自心归依正,念念无邪见,以无邪见故,即无人我贡高,贪爱执着,名离欲尊。自心归依净,一切尘劳爱欲境界,自性皆不染着,名众中尊。若修此行,是自归依。

      从引文中可以清晰看出,慧能在解释传统佛教名词时,并没有完全因循一般义学的观点,有其独特的创新,将罪业的消除,没有施设严格的忏悔程序,将菩萨所发四弘誓愿,拉近了与凡夫的距离,并没有将外境实有“佛法僧”作为皈依的对象,这些解释坚固地站在禅宗“顿悟”的立场,一改以往的方法。

      2、直指人心

      在慧能创立禅宗之前,虽然也有达摩到弘忍不绝如缕的坚持,但毕竟对原有北方盛行的如来禅和南方的教理禅,还未构成革命式地影响。慧能针对以往对禅修认识的固定见解,提出“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的观点。并进一步指出“不论禅定解脱,只言见性成佛”的目标。这种禅修观点和目标,无疑对南北方禅学的冲击是巨大且深远的。直至后世晚慧能一百余年的德山宣鉴,自著《青龙疏钞》从蜀地来中原,誓言剿灭“见性成佛”说,即可看出,慧能“直指人心”禅学理论的弘扬,并不是一呼百应,令人心悦诚服。但,从慧能后世弟子的弘传情况来看,“直指人心”的宗旨已在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河北等地慢慢传播开来,也足见慧能一反过去禅学巢臼的正确之处。源自印度的禅学自此,方完成中国面目之确立。这是同时期其他流行之佛教禅学,所无可比拟的。

      3、现世观照

      如果说“直指人心”是中国禅宗理论的核心之说,那么落实这个观念的具体分解,就体现在禅宗对世间与出世间的统一观照。《坛经》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首偈颂,将印度佛教出世思想与入世觉悟统一于一体。从慧能一生的行履来看,更是将这个观念落实到了自己的出家,求法,弘法过程中。慧能一生除了八个月在黄梅求法,其余时间皆在广东境内活动。如在四会怀集等地潜藏修行,在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剃度出家,在韶关南华寺常住弘法,于新兴国恩寺出生和圆寂,历经七十六年。所到之处,教化道俗,以佛法平实的视角,对现实生活褒有高度的透视,并不提倡离群索居,避世求静。反而所在之处,感召时贤云集,成为当时乃至后世学习禅宗,弘扬禅宗的根本祖庭。这些都是禅宗发挥自身佛学思想,与中国入世文化价值紧密结合,并极大促进宋代及之后理学和心学产生,成为缔造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内容。

      二、修行实践

      禅宗的修行实践,着眼于个人当下角色的解读。本着“无相”的思想,敦伦尽分,无偏无倚。其中《无相颂》所开示的具体操作,饱含中国传统伦理观,一改以往在文字中专研禅法的风尚。

      1、无相颂

      禅宗之所以出现于中国,这与当时的文化生态,政治生态有着密切联系。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所奉行的“君臣父子”伦理关系,其作用即是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名教地位。禅宗作为古代中国人思想智慧杰作,对世间伦理观点,虽然不能照搬儒家的成说,但可以通过佛教“自性不离世间”思想的诠释,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其具体结合传统伦理观的集中表现,以及作为检验禅修在实践的具体方法。主要体现在《坛经》的《无相颂》:

      心平何劳持戒,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

      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諠,若能钻木出火,淤泥定生红莲。

      苦口的是良药,逆耳必是忠言,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

      日用常行饶益。成道非由施钱,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无相颂》的核心方法,即是安住本位,以禅平等的视角,去审视和践行环境赋予的角色,从而体会佛法在生活中觉悟的真谛。这种强调人本的主观性,有利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履行责任,确立人生价值。这与中国传统文中强调“修身齐家”“敬天爱人”“反求诸己”形成有机地回应。

      2、祖师禅

      禅宗在中国的确立,除了优化印度佛学的表达方式,将视角关注到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回归,再有就是开创了属于中国佛教的禅法——即祖师禅的出现。所谓祖师禅,如禅宗术语说的“向上一着,千圣不传”“若论佛法一切现成”“妙高峰顶,不容拟议;第二峰头,略容会话”等等,这些术语将佛教遮诠方式,发挥到了语言文字的极致。另一方面,由此产生了各种灯录,祖师语录,颂古禅诗等文字,蔚为大观。祖师最突出的特点,一反印度禅法的中规中矩,强调“当机不让于师”“见过于师,方堪传受;见齐于师,减师半德”的峻烈禅风,出现了喝佛骂祖、德山棒、临济喝、云门糊饼、赵州茶的接引方式,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禅派,如天隐圆修总结五家禅法时说“临济如怒雷掩耳”“沩仰则光含秋月”“曹洞是万派朝宗”“云门则乾坤坐断”“法眼如千山独露”。这些总结,无不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而做出饶有特色的归纳。

      3、禅宗规范

      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大的宗派,在一定历史时期保全了佛教再生潜力,为佛教历尽磨难而重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内在原因除了理论的革新诠释,实践的平实落地;外在因素,即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规章制度,历代增修,与时俱进。如《百丈清规》《禅门规式》《禅苑清规》《至大清规》《咸淳清规》《丛林两序须知》《丛林祝白清规科仪》等编撰,极大程度上反应了禅宗吸收封建社会的管理模式,融入本土,许多仪轨的设置,与政权维护,社会风俗,都有密切联系。这些都是禅宗创立过程中,做出适应本土文化,勇于创新的经验所在。史实证明,正是因为禅宗有了这些从理论到实践,从视角到制度的调整和创新,成就了禅宗中国佛教史上第一大宗派,佛教输出主力的地位。

      三、法脉传承

      关于法脉传承的发达,亦奠定了禅宗日后深远影响的基础。六祖慧能之前,相对薄弱。之后则异彩纷呈,恢弘壮大。

      1、六祖慧能

      自初祖达摩于南朝梁普通年间(520—526)来到中国,到六祖慧能(公元713年圆寂)约经历了六代祖师,近二百年的时间。达摩有《二入四行论》《破相论》等存世。二祖慧可,无禅学作品存世。三祖僧璨所作《信心铭》,一定程度上开创了顿悟思想的中国式诠释。四祖道信开始,有了较为固定的传法地点,提倡“农禅并重”的修行方式。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世。理论上,融合《楞伽》与《般若》思想,主张“解行相扶”“守一不移”。注重戒行与禅修结合,渐修与顿悟相连。五祖弘忍,一生传持和弘扬道信所主张的修学观点和禅修方法,在湖北一带活动,被尊为“东山法门”的创始人。他的主要功绩,即是为慧能对《般若》经典的重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看作是四祖与六祖在禅法思想的深化者。六祖慧能的代表作《坛经》,被视为中国僧人唯一冠以佛经的撰述。慧能门下弟子较为著名的有: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永嘉玄觉、韶州法海、南阳慧忠等,四十余人。其中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从法脉传承上,恢弘了禅宗气象,被称为“二甘露门”。菏泽神会,则确立了慧能南宗禅的正统地位,著名的“滑台大会”取得了南宗禅在上层社会和佛教内部的认可,也可以看出是禅宗与政治的良好促进。

      2、五叶分派

      随着禅宗在中华大地的不断壮大,其影响由岭南一带,慢慢浸入其他地域,如长江下游,黄河两岸。由青原行思和南岳怀让门下,数传之后,在唐朝末年禅宗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五个派系,即沩山灵佑与仰山慧寂开创的“沩仰宗”盛行于湖南,江西一带;洞山良价和曹山本寂开创的“曹洞宗”弘传于江西等地。云门文偃开创的“云门宗”盛于岭南广东一带;临济义玄开创的“临济宗”弘化于黄河一带;清凉文益开创的“法眼宗”盛行于长江下游一带。直至北宋初年,由临济宗又衍生出“黄龙派”与“杨岐派”,自此禅宗“五家七宗”宣告完成。除了形成宗派的诸大禅师之外,还有弘化各地的诸方著名禅僧,如在河北传法的赵州从谂,与唐朝末年的镇州藩镇关系极为熟络。再有南泉普愿、鸟巢道钦、大梅法常、大珠慧海、五泄灵默、疏山匡仁、圆智道吾等,都是名重一时,影响千古的禅门宗匠。在五家逐渐确立形成期间,由于法脉传承的考辨,出现了许多记载传承的禅宗谱系,如北宋年仁宗时明教契嵩一人,关于梳理禅宗传法谱系即著有《传法正宗记》九卷、《禅宗定祖图》一卷、《传法正宗论》二卷。今天成为定论的“西天二十八祖”之说,即是契嵩根据《宝林传》等相关典籍做出的论证。由此可见,禅宗重视和确立传承谱系与中国传统宗族观念有直接的关系,这正是佛教中国化,成其为汉传佛教的典型特征。

      3、传灯海外

      禅宗最为辉煌的时代是唐宋时期,而唐宋时期的中国也正是政治、文化、经济最为发达的阶段。周边如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等汉文化圈的政权,遣使来华,学习先进的文化和宗教。其中,日本明庵荣西在宋代,两次来华,受献和受传临济心印,归国后大兴临济禅法。从而,临济宗作为日本禅宗的最早宗派诞生于日本。荣西的再传弟子希玄道元随师明全入宋求法,历访名刹,遍参大德,最后得天童如净的启发而豁然开悟,并蒙印可,传授秘蕴和衣具顶相。归国后,大力弘扬曹洞宗风,从而开创了日本禅宗的另一大派--曹洞宗。从此,临济、曹洞两宗作为日本禅宗的两大宗派,一直并行发展,源远流长,在日本禅宗史、日本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历史地位。日本江户时代,中国黄檗山住持隐元隆琦在宇治开创黄檗山万福寺,创立日本黄檗宗,成为日本佛教史上一大事件。这一从中国传来的独特的禅法不仅在日本站住了脚,而且大大刺激本已处于停滞状态的临济、曹洞两宗,终于使日本禅宗三派鼎立,长盛不衰。

      较之日本禅宗的创立,韩国禅宗的起源则在唐代即与中国开始了交涉。韩国素有“九山禅门”之称,其开宗立派者大多于唐代时来华习禅,归国后大演教化,久之门庭繁茂,蔚成宗派。如:新罗善德王时(我国唐太宗时),法朗来唐,师事四祖道信,遂传其法于海东。惠恭王之时,神行来唐,参谒志空,得证心印,返国后于丹城断俗寺弘传北宗禅,数传之后开创曦阳山派。公元784年(宣德王五年)鸡林道义来唐,受传于西堂智藏及百丈怀海,在唐三十七年,归国后传法弘化,创立迦智山派。与道义同时游学于唐之洪陟,嗣法西堂,归国后栖止南岳,创立实相山派。再有真鉴慧沼,受教于沧州神鉴,归国后创建双溪寺;无染得麻谷宝彻之印,归国后创立圣住山派。通晓梵日从盐官齐安习禅,返国后开阇崛山派。朗空参学于石霜庆诸座下,归国后住于南山实际寺阐扬禅旨,是为青原法统最早传至韩国者,等等。

       四、当代弘扬

      禅寺祖庭之于禅宗,可谓宗祠之于儒家。有祖庭,才有中国佛教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有祖庭,才有世界范围的凝聚力和感召力。故而中国禅宗的出现,是中国文化与佛教文化融合的一大奇迹。这种文化互浸的成功,成为感召文化共鸣的强大引擎。所以,今天讨论汉传佛教祖庭的相关问题,其着眼点应始于历史,落于经验,使之成为今天探讨中国佛教发展的新发现。

      1、成就自信

      中国佛教在二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融合,为人类文明做出了举世瞩目的贡献。在接下来的弘扬课题中,回顾和总结历史的意义在于,为今天中国佛教成就文化自信,道路自信提供参考和证明。现今世界发展,日新月异。人类科技文明,已然一日千里。但宗教的作用不仅在于对死亡的慰籍,更重要的是发挥:以宗教的视角看待世界,以宗教的人文情怀关注世界,以宗教的智慧美化世界。这同样是中国佛教应坚持的努力。所以,中国佛教在接下来的发展道路上,应发挥祖庭优势,扎根中国传统,回应时代需求。鉴古知今,在回溯祖庭文化中确立文化自信,勇于做出适应当代文化要求的改变,无论是理论层面还是技术层面。在祖庭成就的历史因缘中,确立道路自信,服务社会,对话时代。

      2、对话时代

      以广东佛教为例,与慧能密切相关的祖庭,至少有四座。每座祖庭都在做着与禅宗相关的佛教文化。如:广州光孝寺每日于早课后集中念诵《金刚经》,每周末开讲《六祖坛经》,葵集《六祖慧能文库》,出版《坛经版本集成》等。韶关南华寺每年举办“禅悦行”夏令营,六祖诞真身供养法会。新兴国恩寺,打造六祖文化园,六祖荔供奉法会等。由各祖庭轮流举办“禅宗六祖文化节”,邀请国内外学者举办专题学术研讨会,等等。只有回归历史,才能看清处境。只有弘扬祖庭文化,才能抓住中国佛教的核心。

      3、履行使命

      正是因为有了对祖庭文化的深刻认同,才能凝聚祖庭血脉的力量。作为传持中国佛教的团体和个人,一方面要创新诠释祖师思想的方式,另一方面应发挥祖庭对外交流的优良传统。于地域而言,汉传佛教祖庭是中国佛教的阵地。于文化而言,汉传佛教祖庭是认同祖庭文化的精神家园,这是世界的。所以,优化和弘扬祖庭文化,不仅是中国佛教日后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沟通世界文明,维护区域和平的强力纽带。

      结语

      综上所述,禅宗作为汉传佛教最大宗派,其创立和传承过程中,注意吸收本土文化元素,合理做出适应时代的理论革新和实践创举。提出关于“迷悟”的一系列问题解决的终极源头在于“自心”。基于此,强调禅修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是“顿悟”的前提。以“无相颂”为代表的禅修实践,实际是紧密结合和积极回应中国古代社会人文伦理的基础和要求。为禅宗在不同时代,地域的流行取得了文化认同与政治需求的双重保障,这也是为什么能够以极大的吸引力,令中古时期的邻邦,纷纷来华求法的核心所在。外在制度上,借鉴宗族观念的强大凝聚力,在法脉传承问题,注意梳理和确立法统关系,为禅宗取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开创绵延千余年有序流传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为今天探讨中国佛教发展方向,指出了历史经验的高度,有利于中国佛教在新时期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的成就。并能为文化软实力的构建,区域和平的维护,提供有力的证据。 (本文作者: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  广东省佛教协会会长  广州光孝寺住持)

                                      编辑:红研


汉传佛教祖庭与中国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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