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佚名 2011-02-20 18:40

 

    

为什么要造佛像呢?

 

    照佛教的说法,释迦摩尼佛正法世五百年,象法一千年。所谓象法,就是以形象(或绘佛像或雕佛像)教人,又称象教,造佛像就是源于此说。
   
我国佛教造像成为一种艺术,是从东晋末年戴逵、戴父子雕塑佛像开始的。东晋末年正是佛教勃兴的时代,许多佛教界的著名人士都是产生于这个时期,如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空宗大师释道安及其弟子释慧远,第一个西行取经的名僧法显等。佛教的勃兴带来了佛教造像艺术的兴盛。除了戴氏父子的雕像艺术外,还有以史称三绝的大画师顾恺之为代表的绘像艺术,佛教丰富了他们艺术创作的题材和技巧。
    
戴氏父子开创的是寺庙佛教造像艺术,佛教造像艺术的另一种形式是石窟造像。我国最早的石窟造像是建于东汉末年的新疆佛教石窟,而作为我国古代佛教艺术瑰宝流传至今的,是最著名的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
   
封建统治阶级为了扩大佛教的影响,在人民群众心目中树立佛的高大形象,以达到宣扬君权神授的目的,除了兴建寺庙外,同时还动员大批民工石匠,劈山削崖开凿了许多石窟,雕刻了许多佛像。这些佛教石窟虽起因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需要,但它们同时也是劳动人民血汗和智慧的结晶,是历代雕刻工匠和画匠们留下的极其珍贵的艺术遗产。
   
由于南方佛教发展的重点是在义理方面,不大重视佛教的象教,即形象教人,因此,佛教造像(主要是寺庙佛教造像)远不如北方的石窟佛教造像规模巨大,技术精湛。著名的三大石窟就是见证。
   
敦煌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北方十六国前秦苻坚建元二年(公元366),位于甘肃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开创人为乐尊和尚。相传一天黄昏,乐尊西游来到敦煌与鸣沙山相交接的三危山下。忽见鸣沙山峰顶金光万道,好像千万个佛。他认为这是圣地,就募人在鸣沙山东麓岩壁上开凿了莫高窟。后来的1000多年里,各朝各代相继在此开凿洞窟千余龛。现保存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各代壁画和塑像的洞窟492个,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1415尊。由于敦煌的石质比较松脆,不适于雕刻,所以石窟佛教艺术为极其细腻精美的大型壁画和塑像。壁画构图精细,栩栩如生;塑像色彩夸张,神态各异。窟内金碧辉煌,绚丽夺目。有人计算过,若将画面按两米高排列,可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是北魏第5代皇帝文成帝拓跋浚在位时开凿的。文成帝的祖父太武帝拓跋焘曾发动过一次废佛运动,当灭除佛门的乌云笼罩北魏上空时,笃信佛教的太子晃暗地里保护下了许多佛经佛像和佛门弟子。拓跋焘拓跋晃父子相继死后,拓跋浚一继位,就立即下诏恢复佛教。他把父亲拓跋晃的生前好友、名僧昙曜请进皇宫,尊为法师。文成帝恢复佛教的第二年(公元453),昙曜上书文成帝,说北魏历代皇帝祈福祷雨的平城西郊武州塞是座灵山,应该在这里劈山凿壁,开拓石窟,弘扬佛法。文成帝大喜,马上准奏,并请昙曜负责监造云冈石窟。
       
昙曜经过精心筹划,历时33年,终于开凿出了号称云冈石窟群中开凿时间最早、气势最雄伟的著名石窟--昙曜五窟。各窟中镌造主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者六十尺。主佛像均模拟北魏王朝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世皇帝的形象,象征北魏皇帝是如来佛的化身。其中一尊大佛的脸上和脚部都各嵌一黑石,据说与文成帝身上的黑痣部位完全吻合。昙曜显然是在告示世人,文成帝就是佛的化身,君权神授,不可动摇。在大佛周围还雕刻有许多大小不等的佛像,簇拥着大佛,它们是群臣的象征。此外,还配有许多形状如侏儒的矮小人像,象征民众和奴隶。石窟顶部为巨型浮雕,刻有手执乐器、凌空飞舞的飞天,把大佛衬托得更加雄伟庄严,更突出了皇帝至高无上的权位。整个洞窟俨然是一幅封建统治的图象。尽管北魏统治者建造石窟的本意是神化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是当时造型艺术家高超精湛的技艺、超凡的胆量和伟大的气魄却不能不令世人惊叹。依山开凿的佛像大者可与山比高,小者仅有几厘米。佛像表情各异,姿态万千,有的面目清秀,有的容貌庄严,有的高大魁伟,有的体态安祥。昙曜五窟中有一尊高达137的巨型露天坐佛,面部丰满,造型雄伟,为云冈石窟的象征。另一尊释迦立像,身披千佛袈裟,东壁为诸弟子造像,雕凿技法娴熟,堪称佳作。一尊高达167的释迦佛坐像,为云冈石窟中第二大佛像。倚坐于须弥座上的交足弥勒佛,身着菩萨装,衣纹特殊,别具一格。
      
自昙曜之后,后人又在昙曜五窟周围继续开凿,从隋唐到明清,云冈石窟在不断扩建。现存洞窟40多个,雕刻的大小佛像、菩萨、飞天、供奉者等石像近10万个。还有不计其数的飞鸟异兽、楼台宝塔、树木花草等浮雕图案。洞中所雕内容有佛的本像,有佛的生平。画面有天上幻境,也有人世凡间。迄今保存最为完好、最为壮观的第六窟,开凿于孝文帝时期,全窟约60平方米,是云冈石窟群中最大的一窟。此窟中刻的是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佛的佛教故事,由33幅雕刻精美的连环画式画面构成。第八窟中雕有一只口衔小珠、爪趾雄健、半蹲半立的神鸟,状似孔雀,佛经中称之为那罗延夫,是印度人想象中的神灵异禽。石匠采用了秦汉以来我国固有的雕刻手法雕凿出这只异国神鸟,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与外来艺术的巧妙地融于一体,展示出1500多年前我国古老的雕刻艺术已达到了极高的水平。雕饰奇伟,冠于一世”(《魏书》)八个字,最精辟地点明了云冈石窟乃是艺术史上绽开的一朵奇花。
       
太和十八年(公元494)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随着北魏统治中心的转移,石窟艺术也从平城转移到洛阳。与云冈石窟同为雕刻佛像艺术杰出代表的龙门石窟应运而生。
龙门石窟始凿于宣武帝景明元年(公元500),历经东西魏、北齐、隋、唐、北宋400年的扩建,共凿佛龛几千个,雕刻佛像97360尊,其中北魏所凿占约三分之一。
龙门石窟坐落在今洛阳南25里处的龙门山上。龙门山的两座石峰东西对峙,远看犹如巍峨壮丽的天然门户。滩多湍急的伊水河婉若一条矫健的游龙穿而过,故此地得名龙门,又称伊阙”(阙为缺的美称)。几千座石窟和露天佛龛点缀在两岸峭壁上,尤其是西岸,石窟群一去约二里,壮观无比。龙门石窟与山水美景相映成趣,雕刻艺术与自然景观绝妙结合,令人无比神往,引得历代文人墨客神游此地,吟诗作赋,赞叹不已。
     
龙门石窟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古阳洞和宾阳洞。二洞窟均为北魏时期的产物。
      
古阳洞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公元493)前后。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规模宏大、内容丰富的洞窟。古阳洞内两壁镌有三列佛龛,佛像雕琢得富丽精巧,图案纹饰丰富多彩。供奉者像姿态虔诚持重,生动逼真,颇具运动感。古阳洞左侧洞壁上,有一个房屋形状的佛龛,对于研究北魏时期房屋建筑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佛座前的一头威武雄壮的石狮子,肌肉强健,野性毕露,体现出北朝石像雕刻艺术的粗犷风格。古阳洞内的造像题记,书法质朴古拙,所谓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都在此洞窟中。因此,古阳洞在龙门石窟中素有集北魏雕刻、绘画、书法、建筑、图案艺术之大成的美喻。
      
宾阳洞分中、北、南三洞,又称三龛。其中以中洞最为古老最为著名。中洞开凿于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正光四年(公元523)建成,历时24年。主佛像释迦牟尼和两个弟子、菩萨,面相清瘦略长,衣纹折迭规整稠密,体现了北魏造像的艺术特色。南北两壁为一佛、二菩萨,洞顶雕刻莲花宝盖和10个迎风飘逸的伎乐飞天。洞口内壁两侧是两幅大型浮雕,其中一幅表现魏孝文帝和皇后礼拜佛祖的隆重场面,叫《帝后礼佛图》。雕刻得异常精美。可惜这幅雕刻艺术珍宝解放前被帝国主义分子盗往了国外。宾阳洞的南北两洞始刻于北魏,完成于唐初。
     
龙门石窟还保存了历代碑铭题记,总计约3680件,是研究我国历史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其中中外驰名的龙门二十品,字形端正大方,气势刚健质朴,是魏碑书法艺术的精品。
      
与云冈石窟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龙门石窟在佛像造形、雕刻手法等方面与云冈石窟有许多不同之处。比如,云冈石窟的雕像都是直眉、长目、高鼻、厚唇,表情威严肃穆,衣着为右袒或通肩式。而龙门石窟中所雕佛像眼若纤月,眉作半弧,鼻翼丰满,嘴角微翘,若含微笑,身穿褒衣博带式袈裟,毫无胡服痕迹。这显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力行改制后汉化的反映。从古阳洞和宾阳洞壁上的浮雕上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模仿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手法之处,如《帝后礼佛图》。可见,龙门石窟的雕刻已是南北艺术艺技融会交流的结晶。
    北朝,尤其是北魏时期,佛教的兴盛,带来了我国佛教石窟造像艺术的蓬勃发展。敦煌莫高窟的雕塑艺术和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石刻艺术,成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宝库,它们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才能和勤劳智慧,是我国乃至全人类的璀灿珍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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