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辽金古刹大同华严寺，原称“大华严寺”，始建于辽，重建于金，位于山西省大同市城区下寺坡街北段西侧，是一处典型的汉文化和辽金文化相结合的佛教寺院古建筑群，是我国辽、金时期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华严宗的重要寺庙之一，也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为悠久的木结构佛殿之一[1]。它以独具风貌与神韵的建筑、塑像、壁画、柜藏、碑刻、经幢以及众多的历代文物典藏，成为中国佛教文化中的千古名寺。

　　据史料记载，华严寺现存建筑最早始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在辽清宁八年(1062)扩建，它是依据佛教经典《华严经》而建，并因此命名为华严寺。明朝万历九年（1581）刻立的《上华严寺重修碑记》中，已明确将大华严寺一分为二，称之为“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两寺各开山门，格局独立。面朝西面的为上华严寺，东面的为下华严寺。清初，寺院再次遭到摧毁，经历过多次的修缮，才成今日之格局与规模。

　　下华严寺由两进院落组成， 以薄伽教藏殿、南北配殿、砖雕山门等建筑为寺庙主体，占地面积9100平方米。下华严寺初始与上华严寺为一体，明代中叶分为上、下两寺，其中下华严寺最为知名，不仅是辽代的西京大同府主要佛寺，更是当时的皇家寺庙之一。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2]自辽代中叶以来即为华严寺的藏经殿，其中留存有辽代佛教彩塑、石经幢、楼阁式藏经柜。据殿右侧椽底题记，薄伽教藏殿建于辽重熙七年（1038），殿中的31 尊塑像中，有29 尊为辽塑，按照隋唐已成定制的“品”字形布局法摆放[3]。其中有2尊小坐佛是后世的补充雕塑，是我国现存辽代塑像最多的佛殿，更代表了辽代佛教彩塑的艺术巅峰。殿中的29尊彩塑不仅是古代中国佛教美术史上至今保存较为完整的彩塑组合，更是辽代最具代表性的优秀雕塑作品，堪称绝世精品。

　　佛教是辽代的主流宗教，辽代的佛学主流是华严宗和密教。辽代从帝王到民众皆崇佛，尤对观音菩萨崇拜有加，甚至超过了释迦和文殊，这与辽太宗将观音奉为家神和这时的佛教更加世俗化不无关系[4]。辽代佛教盛行，华严宗尤为风靡，大同华严寺是当时社会背景下的时代产物。

 

　　二、 下华严寺佛教彩塑的主要类型

　　下华严寺佛教彩塑位于薄伽教藏殿内，殿面宽为五间，进深为四间，单檐歇山顶，举折平缓，出檐深远，较为完整地保存了辽代佛教的建筑风貌。最为突出的是殿内宽阔的佛坛上供奉的辽代佛教彩塑。它们整体分成三部分，以释迦牟尼佛为主尊的彩塑位于中间一组，旁列二位弟子和四位菩萨；以过去燃灯佛为主尊的雕像位于左边一组，旁列二位弟子和四位菩萨；以未来佛弥勒为主尊的彩塑位于右边一组，旁列六位菩萨。同时，又有四位菩萨端坐于三座主尊前，过去与未来两主尊佛前各有两尊供养童子的塑像，佛坛四个角各有一尊护法天王塑像。这些佛教彩塑主次分明，坐立相间，神情自然祥和，体态各异，变化生动。

　　这些佛教彩塑不仅全面体现了辽代佛教彩塑的艺术风格特征和佛教神韵，而且也是辽代社会审美情趣和雕塑水平的典型体现，更是现今遗存辽代佛教塑像的重要艺术瑰宝。

　　下华严寺佛教彩塑的主要类型如下：

　　1、三世诸佛造像

　　三世佛即过去燃灯佛、现在释迦牟尼佛、未来弥勒佛。薄伽教藏殿中的三座主尊造像，释迦常作说法印，燃灯作定印，弥勒作施无畏印或与愿印。佛像周边有菩萨、天王和供养人，汇集一堂，共30余尊。（见中插图1、2、3）薄伽教藏大殿内三主佛造像都呈结跏趺莲花座，造像高度约5.2 米；其他菩萨、 弟子和天王造像多呈站立状，造像高度约在2.8－3 米之间。

　　2、 菩萨造像

　　下华严寺中的菩萨造像，就是作为主佛的胁侍菩萨同时被供奉的，主要的类型有四大菩萨、胁侍菩萨和供养菩萨。

　　（1）四大菩萨

　　四大菩萨彩塑的整体造像风格，肃穆庄严，菩萨神情清净优雅，姿态优美飘逸。其中，观音菩萨耳配圆环饰品，头戴高冠，阔袖，胸饰腰结，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这尊菩萨彩塑为辽代雕塑的精品。（见中插图4）

　　文殊菩萨头戴花冠，神态祥和悲悯，耳佩圆环饰品，胸饰腰结，超然端坐于莲台，佛座下方还有双跪前蹄且身披彩缎的骏马。这种造像风格与汉地截然不同。在一般寺庙中，文殊菩萨造像风格多是安坐在狮子背上，而薄伽教藏殿内的文殊菩萨却端坐在马驮的莲台座上，十分典型地体现了辽代契丹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特点。这种独具民族风貌的佛教造像风格，将契丹族风俗民情和佛教文化有机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形式，为当代进一步考察和研究佛教文化与民族习俗相融合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与文化的实物依据。（见中插图5）

　　普贤菩萨，面容圆润丰满，五官眉清目秀，神情文雅庄重。[5]（见中插图6）

　　地藏菩萨，头戴高冠，宝缯披肩，耳佩圆环，胸饰腰结，宽袍大袖。综上可知，华严寺内的四大菩萨无论是面相，还是装饰均深受唐代的影响。（见中插图7）

　　（2）十方菩萨(胁侍菩萨) （见中插图8、9、10、11、12、13、14、15、16、17、18）

　　十方指:上、下、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十方。薄伽教藏殿中的十方菩萨在空间布局上，分布在整个佛坛之上，造型体态各异，都以优美飘逸的身姿安置于莲花座之上，充分体现出佛教的宗教仪轨与神韵，十方菩萨彩塑无论造型还是神韵，生动富有表现力，他们面容丰腴饱满，身材曼妙婀娜，在服饰细节上均为宝冠高耸，其天衣缠身飘逸垂落，衣着华美精致。在空间的布局和情节构思上，十方菩萨均为全身心地聆听佛陀的开示和教诲，内心饱含着对“佛国世界”的虔诚追求和心灵向往，给观者丰富的想象空间与浓厚深刻的宗教心理体验。十方菩萨彩塑，在造像整体特征上，均丰腴圆润，祥和肃穆的仪容和优美体态，典型地体现出唐代的盛世遗风。同时，十方菩萨彩塑中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富有个性化特色则为典型宋代风格。彩塑的色调以金、红、墨绿为主，浓淡搭配和谐，风格古朴。在整体上纵观大殿内佛坛上的十方菩萨彩塑，其艺术表现与神韵不愧为稀世瑰宝，犹如天上神灵下世凡尘，赋予整个殿内佛国世界的彩塑以勃勃生机和宗教的神圣超越的氛围。值得关注的是，殿内一尊露齿合掌菩萨格外引人注意（见中插图18），闻名遐迩，造像动势最为生动优美，堪称为辽代雕塑的最杰出艺术精品，享有“东方维纳斯”的美誉。全身塑像身高2米，趺脚站立莲台，身体微微侧倾，身形动态的重心放在右脚上，给观者一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独特审美体验。彩塑体态微微前倾，体现着对佛陀的虔诚，该菩萨彩塑双手作合十印，面容祥和，合掌露齿微笑的神态表示着对佛法的领悟，充满灵魂深处的清净喜悦。其体态丰腴适度，身姿曼妙优美，衣着服饰贴体飘逸，举止高雅温婉，无比美妙动人，恰似一个美丽的妙龄少女充满着青春活力，塑像之优雅传神令人惊叹叫绝，实在是下华严寺辽塑中的珍品。

　　（3）供养菩萨 （见中插图19、20）

　　供养，佛教用语，指以珍宝、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燃灯、众花、众香、幡盖等供给如来和善知识。于佛诚敬供养之人有福报，若能无所希望以财宝、衣服、众花、香等供养于佛，则有无量功德。

　　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之上总共有四尊供养童子[6]彩塑，造型生动活泼，神态天真自在。位于佛坛南面的两个供养童子彩塑，其中一童子彩塑，举手示意向佛祖提问，犹如在佛陀讲经开示时，他有不解之处虚心求教，其姿态神情，充分的刻画出初入佛门的童子渴求知晓佛法的虔诚与迫切心态。另一位童子彩塑造像，动态刻画为挥手提醒，阻止举手提问的那位童子，以免影响佛祖传法讲经。两位童子彩塑，互为呼应，生动传神的塑造出佛祖讲经说法的场面，给人以不尽的宗教遐想和体验。独具匠心的高超雕塑技艺和超脱深邃的佛教意境的传神再现，人神交通，使佛教神圣气度与世俗情怀在有限空间中达到和谐统一，令人惊叹。

　　3、 弟子像（见中插图21、22）

　　迦叶与阿难是两大佛弟子，薄伽教藏殿内，两大弟子像分别位列过去佛、现在佛的两侧。

　　其中迦叶像，为老年僧人的造型，身形清瘦挺立，双手呈抱拳作揖状，足履踏莲。他神情宁静深远，颧骨高凸，头顶眉骨、嘴角和额头深显皱纹，脖颈部的筋骨凸凹明显。双肩外披袈裟，袒胸着裙，袈裟质地上等，且纹饰图案精美。从迦叶的衣着装扮、双目神韵与全身干练气度，生动再现出了他的身份地位和对佛法执着的风骨秉性。 

　　而阿难像，也是僧人形象，眼大、额宽、颊丰，眉宇间散发着慈悲、 智慧、 忠厚之神情，他的体型敦实，足履踏莲，雕刻细节可看得出衣着袈裟的面料相当讲究。

　　4、 天王像（见中插图23、24）

　　佛教寺院，多有四大天王像，依次是东方持国天、 南方增长天、 西方广目天、 北方多闻天。随着佛教的传播，佛教和民间传说不断融合，直至明清时期，四大天王造像定型成现在汉化风格的护国安民、保佑风调雨顺的佛教护法神，民间俗称 “四大金刚”。

　　在薄伽教藏殿内佛坛的四隅各置天王彩塑一尊，天王作为护法神，全身装备铠甲和兵器，具足威猛之势，严阵以待。四大天王造型风格一致，如东北角的天王身材粗壮有力，双腿分立，整体气势坚如磐石；双目圆睁，眉骨上挑，鼻翼大张，怒发冲冠，面部肌肉起伏明显。 一手张臂发力，一手在握剑柄。天王装扮有肩甲、 胸前铠甲、腹甲、狮啮和銙，下裳、 胯褶和缚裤，足蹬靴。衣着帛带随身飘动，更显凛凛威风的神韵。

　　5、 供养人像

　　薄伽教藏殿内供养童子塑像共有两组四尊，分别置于过去佛和未来佛的前方。童子衣着简朴，各自坐于莲花座上，高发髻。个个表情生动丰富，通悟传神。殿内北端的一尊供养童子造像最为典型，顶部结髻，弯眉小口，单腿跽坐，双手倚膝相搭，双眸有神，俊俏灵秀，精气神饱满，其面部和手部的肌肤雕刻的非常细腻。

 

　　三、下华严寺佛教彩塑的艺术特色

　　古代中国的佛教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佛教的传播，不断的中国化、本土化。到宋代，佛教造像中佛、菩萨造型特点和神韵风貌，充满了世俗情怀。而地处北方的辽王朝中佛教庙宇中的佛教造像独具神秘风貌，在造像风格上更是独具特色。

　　1、下华严寺佛教彩塑在布局和造像思想上的艺术特色

　　（1）以像设教——象征性的宗教神韵与个性化的艺术形象相统一。

　　以像设教，是佛教传播和宣传的重要而有效的艺术手段，一方面深刻影响了辽代佛教雕塑艺术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也深刻影响了辽代佛教雕塑的艺术特征。辽代的佛教雕塑选取的题材非常广泛，造型多样，在塑造表现诸佛教形象时，尤其注重将个性化的艺术创作风貌与象征性的宗教神韵和仪轨相结合，塑造出个性鲜明的佛教艺术形象与具有宗教意味的象征意象。 

　　三世诸佛、四大菩萨、十方菩萨、供养菩萨彩塑，这些极具宗教意味的彩塑造像都遵照佛教相关仪轨（造型样式），使得不同身份的菩萨造像各具样貌，构成个性鲜明的佛教形象特征。如菩萨娴静温柔，佛陀慈悲庄严，童子神情静穆……这些不同类型化的佛教彩塑造像使得辽代佛教雕塑很自然地具有宗教意象特征。在布局上，可以看出彩塑按宗教仪轨排列有序，佛教思想内涵丰富。

　　在通常的佛教寺院中，主殿内都有“主尊”或“本尊”佛像供奉，但塑像在殿内的格局和供奉哪几尊佛像，则取决于寺院的建造年代、规模以及所属的宗派。

　　辽朝崇尚发达先进的中原文化，同时又积极融合了契丹和北方地区的文化因素，因此，在整体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佛教造像自然也随时代呈现出辽代特有的文化艺术风貌。

　　（2）“神人交通”——宗教气韵与世俗人性相统一。

　　辽代佛教雕塑在塑造具体造型样式时，因情度势，生动地塑造出佛、菩萨等诸多神祇的不同神情风貌，将佛教神圣超越的气韵与民间情怀有机结合起来，给人以宗教的遐想和想象空间，具有较强的宗教感召力和视觉震撼力，生动自然的达到了“神人交通”的宗教心理体验。

　　“合掌露齿菩萨”的艺术塑造与神情风韵，正是“神人交通”最典型生动的体现。合掌露齿菩萨彩塑仪态优雅，立于莲花之上，身体略有侧倚，性情祥和，犹如一个素有文化修养的妙龄女子，她欲动又止，欲笑又止，似乎洞彻了佛祖讲经说法之深意，流露出内心的喜悦与超脱。按佛教礼仪，她又显得娴静自若，喜悦张弛有度，不失佛教清规戒律的规范。流露出细腻动人的民间感情，使审美者不禁对佛家的慈悲之心的境界产生敬畏亲近之情。

　　2、下华严寺佛教彩塑的艺术特色

　　（1）下华严寺佛像整体造型，庄严雄伟、 平易近人。如，释迦牟尼佛彩塑，结跏趺坐，面容慈悲祥和，体态健壮，神情悠然，施说法印。螺发，肉髻趋平缓，眉间有白毫，面颊显丰腴，身穿袒右式袈裟和僧祇支，腰间束带长裙，衣纹刻画写实简洁，佛陀坐在八角莲花座上，莲瓣硕大舒展饱满。佛像身后有舟形背光，气势磅礴大气，直抵藻井。整体造像呈现出佛像内心的智慧与超越、胸怀之博大。神态既亲和悲悯众生，又显得庄严典雅。

　　（2）下华严寺菩萨造像,从仪容上整体来看,面相扁圆,五官端庄秀丽，但其神韵丰富细腻，各异其趣。如有的菩萨敬事敬业，成为人间的修行典范；有的菩萨面相慈悲温和,像是在广施善法，救度众生;有的菩萨庄重、威严，神圣不可侵犯;有的菩萨神情若有所思;有的如有所悟，似在觉悟无上佛法之奥秘。

　　（3）下华严寺佛教造像，在人物塑像体量和塑造方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点，是佛教态度与民族审美态度的和谐统一，深刻充分地再现出辽代特有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它一方面继承了唐代造像典雅端庄的遗风，吸收了南宋造像写实的特点，同时又融入了契丹和北方地区传统的审美情趣和表现技法，因而在整体风格上体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点，展现出辽代造像独特的文化艺术风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从深度上反映了强大的民族意识与长久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之中的审美心理[7]。其艺术特征表现为：造像肩部宽阔，胸肌隆起，有刚健的气势，与南方造像平易近人的神态形成鲜明对比。菩萨像多戴高花冠，束高发髻，花冠的形式很特别，类似契丹贵族的头冠；胸前一般饰一串连珠璎珞，装饰较宋地简洁；两耳际有两条宝缯垂在两肩，并分段打结；造像的坐立姿势都很有特点。[8]

　　（4）下华严寺佛教造像在衣着服饰方面，典型的塑造出辽代风格，相比唐代佛教彩塑中简练统一的服饰特征，华严寺菩萨的服饰复杂华美，充满变化，装饰有繁有简有序，而且金色圆筒形高冠也是下华严寺中独有。

　　（5）下华严寺佛教造像，从其塑造格局上来看，殿内彩塑主尊突出，主次有序，排列有序，制作细腻精美，气势恢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3、 下华严寺佛教彩塑在雕塑技法上的艺术特色

　　（1）“以形写神”——写实手法与写意精神相统一。

　　随着佛教发展不断世俗化，辽代佛教的造像风格更偏重写实，强调“以形写神”的艺术原则来塑造佛教神祇的神韵风貌，将写实与写意相融合，塑造出形神兼备的佛教艺术形象。

　　辽代佛教造像，众菩萨塑像的增多成为辽代寺庙的主流，使主尊失去独尊地位。辽代菩萨造像逐步摆脱了程式化造型仪轨，菩萨形象不断趋于女性化与世俗化，其造型风格上也倾向写实化，通常以人间世俗形象为粉本，创造出富于变化又极具人间生活气息与魅力的佛教艺术形象。其中以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菩萨像最独具特色与神韵，既有佛教精神的庄严，又有人性的亲切与含蓄。

　　（2）“传神阿堵”——突出细节与强调整体相统一。

　　辽代雕塑十分注重对整体的通调，善于运用对称的手法来造成浑然一体的艺术效果。佛教雕塑中有种定式群像组合，如常见的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像；佛表现为心怀慈悲、面带关切的精神气度；二弟子带有若有所思、似有领悟的神情特征；菩萨则呈安详文静、妩媚温柔的神情形态……。此外，整组雕像内部也构成一种对比呼应关系，或展示力量、或表现仁慈、或显示天真[9]。这些塑像不仅全面展现了辽代佛像艺术风格特征， 而且展现了辽代社会审美情趣和雕塑艺术水平，也是现存辽代佛像艺术的重要宝库。[10]

　　综上，作为宗教艺术的辽代佛教彩塑，既具宗教神韵又具艺术特征，在神韵上造像既有盛唐的健硕庄严，又有宋代的人间现实风趣，加之融合了辽代特有的契丹民族的文化、生活状态和审美情趣，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辽代佛教雕塑艺术独特的艺术风貌。山西大同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精美绝伦的辽代菩萨彩塑，是在继承前代菩萨彩塑造像的文化沉淀上发展而来，是佛教雕塑向中国化、世俗化方向演进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是辽代菩萨艺术中的优秀代表，更体现了11 世纪古代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对后世的佛教雕塑，尤其是对山西在内的菩萨造像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宗教学系博士生）

 

　　【注　释】

　　[1] 另一座为辽宁义县奉国寺大殿。

　　[2] “薄伽”为印度梵文的译音，佛的意思，薄伽教藏殿，是储藏佛经的殿堂。

　　[3] 解玉宝：《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的辽塑及经橱》，《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3卷第4期，第36页。

　　[4] 张丽： 《大同华严寺辽代彩色泥塑赏析》， 《文物世界》，2009年第4期，第69页。

　　[5]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来到华严寺，对这尊塑像最为欣赏，赞不绝口，给以极高的评价。

　　[6] 童子：在佛经中常称菩萨为童子，一因菩萨是法王之真子;二因无淫欲念，如出世之童子。

　　[7] 任丽俊： 《辽代佛教造像艺术浅论》，《美术界》，2014年第6期。

　　[8] [10] 黄春和： 《浅论辽代佛像艺术》，《法音》，2009年第6期，第55页。

　　[9]见李泽厚： 《美的历程》 ，文物出版社， 1981年第3版。

                        作者：雷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