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治观音堂的历史溯源
　　观音堂是山西省现今保存较为完整的三处明代悬塑艺术圣地之一。观音堂位于长治市西北郊大辛镇梁家庄村东，距市区约3公里；明代时地属山西潞安府长治县，创建于明万历九年至十一年(1581-1583)[1]，距今已有430年的历史，其规模不大，仅有两进院落，占地面积7400平方米，中轴线上自西向东有天王殿(山门)、献亭、正殿，两侧为钟鼓楼及东西配殿[2] 。长治观音堂是一座以敬奉观音为主尊，同时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院，在山西省文物遗产中保存较为完整。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性和文物鉴赏性。
　　长治观音堂现存建筑正殿（观音殿）为创建时原构，其余皆清代所建。主殿观音殿（见中插图1），面阔三间，进深四椽，单檐悬山顶。门楣上挂有明万历十一年(1583)诰封兵部侍郎郜钦立的“观音堂”鎏金匾一块。殿内密布明代圆塑、悬塑，“总计881尊，已残坏而有遗迹者288尊，现存各种塑像593尊”[3] 。长治观音堂悬塑是古代中国雕塑艺术中的精品，殿内悬塑“佛、儒、道”三教合一，民间各类神仙包罗万象，殿内塑像体量大的高约两米，体量小的仅数厘米，其塑造技法有悬塑、圆塑、组塑、浮塑、凸塑、贴塑等手法，树木、山石、建筑、神仙贯穿其中，在有限的殿内空间里蕴含了丰富的宗教内涵。
　　在长治观音堂《置买地基文契碑记》中记载了创建大殿的确切时间为万历九年十一月十九日，同时根据其左侧碑文记载可知，在万历九年（1581），长治县梁家庄的农民梁水禄，因为家境贫寒，为了生计被迫将家中赖以生存的12亩土地卖掉后得到2500钱，由乡邻常朝润购买此地，最后乡人众筹集资，在万历十年开始动工，最终修建了这座观音堂。无论是碑记内容还是民间说法，都可知，整个观音堂的建造属于民间个人行为。这些精美的古代悬塑，因为地处偏僻，故能相对较好的保存至今。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且观音堂殿内的雕塑为泥塑，其中仍有不少损坏和脱落。而这种缺损又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的欣赏者和研究者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当时造像的塑造方法和材料提供了帮助。

　　二、 佛教信仰与长治观音堂
　　自佛教传播到中国，直至唐宋之后，佛教成为发展影响最大的宗教。尤其明清时期，对佛教更加尊崇。正是由于明代帝王对佛教的大力支持与信仰，在明王朝数百年间的发展中，佛教从规模到速度都得到了巨大发展。到了明万历年间,民间建造的佛教寺庙数目繁多，无从统计，大兴寺庙是当时的时代风尚。长治观音堂，也正在这样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建造的。一方面是因为大兴寺庙的时代风尚影响，另一方面，也是长治当地百姓虔诚向观世音菩萨祈福求愿保护田地丰收、民生康乐的一种崇佛礼拜的民间信仰行为。
　　长治观音堂以崇拜观音信仰为主，兼有三教合一特色。谈到观音信仰就要先涉及到菩萨信仰的起源。大乘佛教起源于在家修行的信徒，当时在他们间流行着对安置佛陀舍利的佛塔崇拜，从而逐步形成了大乘佛教最初的教团，也就是菩萨众[4]。菩萨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佛教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观音信仰在中国流行最广泛，民间影响力最为深远，也是中国佛教的一大突出特点。大乘佛教形成的关注点落在“普度众生”，而承担普度众生、济世责任的是菩萨。元明清时期，正是观音信仰的演变期。“妙善公主说”[5]的流传使观音菩萨女相在中国趋于定型并迅速普及，女相观音成为民间观音信仰的主流。与此同时，全国各地观音殿、观音寺、观音庵等不计其数；观音造像出现了中国式的“三十三法相”；观音信仰的主道场普陀山成为信众的圣地；观音信仰的外在表征体系形成。观音信仰随着佛教的传入从古印度传入中国，经历了一个逐渐中国化、本土化的演进过程。
　　长治观音堂的观音造像创建时期，明万历九年至十一年，属于观音信仰在中国发展的演变期，长治民众本着对人生美好事物和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以观音为信仰崇拜的主尊，创建观音堂。正是在元明清观音菩萨信仰的迅速普及的发展过程的大背景中，长治观音堂的建立是长治观音信仰普及和兴盛的典型体现。
　　同时，从社会环境来看，北魏统一北方后便迁都洛阳，长治处于其南北两部的交通要道上，此时的上党地区成为汉族和鲜卑、氐、羌、羯、匈奴各少数民族杂居地。到了明代，这些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已经基本汉化，但宗教矛盾和民族矛盾还是时有发生。为了解决诸多的文化冲突，统治者推行三教合一的造像形式，既可以使各族民众和不同宗教的信仰者减少分歧，凝聚民心，又可以祈求福祉，这也是当时解决冲突的一个有效途径。[6]
　　山西长治观音堂雕塑，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册中极为重要的悬塑代表作品之一，更是明代雕塑艺术宝库中的珍品。不仅造型丰富生动，数量繁多，而且宗教意蕴深厚而多元化，具有极为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三、长治观音堂佛教彩塑的艺术特色
　　（一）长治观音堂彩塑布局和造像思想上的艺术特色
　　1.观音造像主旨突出、三教合一，布局繁而有序
　　走进观音殿内，观音造像主旨非常突出，直面入目的就是在观音殿堂正中的主佛坛上的佛教“三大士”，即大悲观世音菩萨（见中插图2）、大智文殊菩萨（见中插图3）、大行普贤菩萨（见中插图4）。三位菩萨塑像在造型上，身形体态俊美飘逸，举止优雅高贵，神情充满慈悲和祥和。在三位主尊菩萨的前面分别塑有其坐骑朝天吼、青狮和六牙白象。
　　造像主尊观世音菩萨塑像居中，单腿安坐于莲蓬之上，头戴华美宝冠，樱桃小口，丰颐大耳，身穿通肩肥袖衫裙，右手放在曲居于莲蓬的右腿上，左臂朝下垂落，左腿向前方踏在朝天吼背部的莲蓬之上，面部表情宁静释然，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文特色。普贤菩萨居于右侧，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前方蹲着其坐骑，代表其愿行广大、功德圆满的六牙白象。文殊菩萨居于左侧，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右手前方是其坐骑，象征辩才锐利、智慧威猛的青狮。 
　　观音殿当心间的梁架上，有释迦牟尼、老子、孔子三教的祖师并列同坐中央（见中插图5），其中佛祖释迦牟尼端坐居中，老子、孔子分别位列左右。三教祖师的造像并坐，典型而充分地再现了自唐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共存共融的宗教文化现象。佛祖释迦牟尼呈结跏趺坐像（见中插图6），左手横放在左足之上，右手向上方弯指作环状形“说法像”；而老子的造像风格为道长装扮，其身形动态，似乎在讲道论经；孔子的造像和神韵，似乎正侃侃而谈，传道授业解惑，向众弟子讲学（见中插图7）。三教造像齐聚一堂，互为依存，共受信众的崇拜。
　　观音殿内两侧的佛台之上，分别塑有已经证得阿罗汉果位的十八罗汉造像（见中插图8-11）。他们或机敏乖巧，或文静沉思，或大智若愚，姿态神情各异，刻划得细腻入微，个性分明，造型活泼生动。
　　观音殿内位于罗汉造像之上的是二十四诸天尊神造像（见中插图13、14、16、17、18），二十四诸天是包括四大天王在内的佛国的守护神、护法神，他们有的习练武功，拉弓射箭；有的宣述佛法，评事说理；有的为显其力量，攥拳握杵；有的怒目竖眉，威武强壮。二十四诸天尊神造像，个个造型气度超凡出世，尽显佛法威严，威风凛凛地护卫着佛法。
　　观音殿的内壁第三层塑有十二圆觉造像（见中插图19－23），佛教十二圆觉造像在宋代的彩塑像中最为常见，无论其内容还是造型均已定型。观音堂内的佛教十二圆觉造像分别是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普眼菩萨、金刚藏菩萨、弥勒菩萨、清净慧菩萨、威德自在菩萨、辩音菩萨、净诸业障菩萨、普觉菩萨、圆觉菩萨、贤善首菩萨。这十二圆觉菩萨造像，其神态恬静祥和，璎珞和花冠无比细腻华美，贴身服饰飘逸，衣纹线条流畅，十二圆觉菩萨造像中的坐骑，如麒麟、狮子、大象等坐骑，造型神态逼真，宛若带着菩萨们说法巡游，造像尽显佛法的神通和庄严，更散发着浓厚的人文生活气息。
　　观音殿内，在十二圆觉造像往上的第四层塑像，南壁塑像是道教人物故事，有玉皇大帝、西王母、雷公、电母、八仙等塑像（见中插图24－27）；北壁塑像为儒教人物造像，是孔子的七十二位弟子的造像（见中插图28）。而且在观音殿内的门窗上方，不仅有道教神仙，还有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雕塑。
　　观音堂正殿内的500余尊造像在整体布局中，除3尊较大的观音主像外（约2米左右），其余都是体量较小的塑像（最小的只有10厘米），围绕着三尊观音主像，分列四壁。观音造像主题突出，同时兼顾全面，依照教义，还大力引入民间民俗和信仰的因素，巧妙布局，将儒释道三教人物有序、和谐地安排统一在空间有限且狭小的三间殿堂内部，具有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给广大信众和欣赏者以强烈而独特的视觉与心灵的震撼力，也对研究中国佛教艺术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2.造像之间，过度巧妙，相互连接
　　观音殿内的建筑体量并不大，但是各教造像繁多，按照造像内容，观音殿内造像可分为6组独立单元，各独立塑像单元的过度雕塑，也是其在布局上彰显其独特艺术魅力的另一个特色。
　　在观音殿内繁中有序的造像群中，穿插着亭台楼阁和祥云山石，一是为了使造像之间相互连结，既可以使画面完整，又可以使造像保存稳定，其次就是打破了殿内的横向秩序，使整个画面生动活泼起来。[7]
　　3.注重宗教气场的表达
　　观音殿内的悬塑在狭小的空间里，非常注重整体宗教气场的营造。悬塑，是一种以架定位，上厚下薄，悬插在固定于墙上的预制木架之中的室内彩色泥塑。上身略为向外倾斜，重叠时下层的上身挡住上层的脚部，上下多层重叠则产生华丽的效果，常用于庙宇内制作千佛、千菩萨及复杂背景的故事性彩塑，成为主像的陪衬[8]。正如长治的观音堂悬塑。
　　长治观音堂的彩塑艺术，以宗教内容为主题，有神秘的宗教气氛。中国古代雕塑工匠特别注重对“气场”的处理，步入殿内，殿内有限的空间，反衬出菩萨造像的巨大体量。处于观众视觉中心的三尊菩萨主像由于其大尺度大体量给人心理和气势上的巨大压迫感，而且两侧墙壁上诸多造像繁中有序，布满放置了上百尊的小型造像，身体由内向外略为倾斜，这种整体的内收感给观者强烈的宗教心理暗示，很自然使民众产生对宗教的敬畏崇拜之情。
　　（二） 观音堂彩塑在雕塑技法上的艺术特色
　　1.塑技法写实
　　长治观音堂彩塑艺术，依据教义又超脱教义，汇集佛国的极乐世界、道家仙境、儒家圣殿，同时云集民间各路神仙，从形式、内容到塑造手法上都继承了古代传统文化之精华，造型采用写实的手法，精巧富丽，其塑造技法采用圆塑、悬塑、凸塑、组塑、贴塑、浮塑等手法齐全，同时又广泛吸收了明代的市民文化的精髓，山、水、禽、兽塑造得逼真活泼，栩栩如生，形成了一种自然浓郁的生活气息，体现了民族特色和时代风貌，成为我国雕塑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2.雕塑内容上，情节性强，具有戏剧化特色，人物造型个性鲜明
　　长治观音堂彩塑，塑像人物众多，除了主尊菩萨雕像和三教的主尊雕像外，也注重情节、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
　　如观音殿内门窗之上，南面有历史传说唐王接经的塑像，以及道教八仙拜寿的塑像；殿内北面是历史故事明英宗时的“土木之变”、“南宫复辟”等塑像。
　　李泽厚《美的历程》曾把以戏曲小说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概括为广阔地描摹市民世俗人情的一股“浪漫洪流”，比作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社会风俗画”。这种比喻和概括，也适用于对明清的佛教美术艺术特质的表述，包括菩萨造像，尤其以长治观音堂的菩萨彩塑堪称典范。
　　纵观观音堂的菩萨群像彩塑，具有曲折的情节吸引力量和使人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细节真实性，这一新的造像风尚，与当时戏曲艺术的流行当有着密切的关联。[9]
　　（三）长治观音堂彩塑在造像上的艺术特色
　　1.长治观音堂佛教彩塑具有世俗化、生活化的艺术特征
　　明清时期，道观和佛教寺庙的大量兴造，极大地拓展了佛教造像艺术的领域。佛教艺术在此时更加典型地体现出世俗化和生活化的特质,在佛教造像和造像审美的意蕴上更加的深入民间大众的审美心理。
　　佛教造型艺术要求佛教造像，须表现出三十二相,八十种妙好,观之相好庄严,慈祥端庄,既超绝世俗又和蔼亲切,从而体现一切诸善福德具足。这些佛教审美意蕴在长治观音堂中被明显地世俗化、生活化。
　　长治观音堂在形象塑造方面，并不严格遵照佛教造像的仪轨和量度标准，同时掺杂了大量道教和风俗神教的形象，三教九流，百态杂陈，一环接一环地推出、变化，波澜起伏，琳琅满目，令人应接不暇，洋溢着对人情风俗的津津玩味。[10]
　　观音殿内的造像，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息。如观音菩萨、十二圆觉、罗汉等宗教造像,其神韵或虔诚,或和蔼,或微笑,或静穆,或頷首,姿态各异，给观者除了宗教应有的静穆外,更多了几分人间生动的世俗气息，整个场面恰似佛祖在与他人嬉说之景,呈现出一派其乐融融的人间情态。
　　其中一身圆觉菩萨造像，头戴如意翠珠花冠，下着长裙，裸上身，披巾飘绕于肩臂，身躯扭转，头微侧，双手抱膝，赤足盘腿坐于一瑞兽上，形象丰润饱满，坐姿优美舒畅，情态可爱动人，宛若世俗中一美貌少女。[11]
　　还有从观世音菩萨像可看出：观音菩萨独具风韵神采,安然端坐在莲台上方,面容神情慈悲安详，身体轻微前倾,目光祥和俯视,左臂舒展伸直,左腿向下释然垂落。整个观音造像的审美气韵，仿佛她不是救苦救难的佛教神灵，倒像是个回访娘家探望,途中走累，正坐在路旁的石头上小憩的年轻俊美的民间媳妇。这与在她左右两侧, 半跏而坐,庄严、肃穆的普贤、文殊形成鲜明的对比。
　　再如观音殿中南壁东数第二尊的大肚罗汉就是依据大肚弥勒佛的形象塑造的一位具有浓郁世俗气息的佛教人物塑像。该罗汉造像面庞丰满，头大圆阔，神态眉开眼笑，嘴角上翘起形成弯月状，使整尊塑像及整幅画面洋溢着喜乐欢快的神韵与气氛。大肚罗汉，藏身于十八罗汉塑像席位的角落里,右手搂着玉女,左侧的童子则在旁边为他扛着禅杖。因其造型与大肚弥勒佛像相近,民间的老百姓也亲切地称他为弥勒罗汉。从这组造像中可以看出，罗汉才从门中走出，童子为他扛着禅杖，所以也有看门罗汉的称谓。
　　由以上的十二圆觉菩萨、观音菩萨、大肚罗汉的例子分析，可以看出，长治观音堂彩塑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生活化的艺术特征。
　　在殿堂内部，制作出亭台楼阁的背景，并塑出祥云、海波、花草、动物、成群结队的胁侍菩萨、十二圆觉菩萨和二十四诸天、十八罗汉等，分置于其间，上下做四五层排列，整齐中又有散落。这种殿中有殿的处理方式，明显淡化了佛殿的神圣氛围，而仿佛成了一座波澜壮阔的大戏台[12]。这种布局，淡化了宗教神圣性，平添了更多的世俗化的生动而丰富的艺术特质。
　　2.长治观音堂彩塑具有中国化、本土化、民俗化的特征
　　明清两代是中国佛教的低潮与衰落期。民众对佛教的信仰，已由魏晋的狂热虔诚、顶礼膜拜，唐宋的见性成佛、自我拯救，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综合性的民间风俗[13]。传统宗教造像中神圣高贵的光环已然隐去，此时此地的满堂神佛、诸路圣仙形象所呈现、所映显出来的其实不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八门、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俗画”。
　　从地理距离上看，长治观音堂离屯留县只有20公里的距离，而长治市区离屯留县也仅仅只有25公里的路程。同一片地域，也自然具备相近的文化特性。所以观音堂中也很自然的出现挽弓射日形象的尊神塑像。这类特质的塑像，体现出观音堂中自身的艺术特点,那就是浓郁的乡土气息。
　　综上所述，长治观音堂殿的彩塑艺术，宗教内容是其艺术表现主题，巧夺天工的塑造，不仅营造出神秘的宗教气氛，同时又广泛吸收了明代的市民文化生活的精髓与造像元素。在布置上，不仅符合宗教教义和造像仪轨的一般要求，而且还能兼顾表现当地百姓对宗教信仰的审美和心理需求。长治观音堂彩塑，造像内容精致、写实、全面，在中国寺庙发展史上非常罕见。是明代上党地区百姓的宗教信仰的真实纪录与代表，更是千百年来儒、释、道三教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并存的典范，狭小的观音殿堂蕴涵了一个大而全的宗教文化体系，彰显出长治观音堂典型而突出的永恒艺术魅力。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注　释】
　　[1]山西省文物局对第五批国保单位观音堂的介绍。
　　[2]魏小杰:《长治观音堂明代彩塑相关问题的研究》，《荣宝斋》 2012年11期 ，第46页。
　　[3]柴泽俊、柴玉敏著:《山西古代彩塑》，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4月版，第148页。
　　[4]摘录于中国大百科全书。
　　[5]元代皇亲管夫人编写的《观世音菩萨传略》。
　　[6][7]刘磊：《山西长治观音堂悬塑研究》，《上海工艺美术》2008年3期 ，第63页。
　　[8]同[6]，第62页。
　　[9][10][12]徐建融：《菩萨造像》，1998，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第303页。
　　[11]贺西林：《寄意神工：古代雕塑》，北京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08.09，第143-144页。
　　[13]张宇飞：《佛影——法兴寺、崇庆寺、观音堂彩塑赏析》，河北美术出版社，2011年版，第95页

作者：雷琳